714 浏览 《红楼梦》是在作者亲见亲闻、亲身经历和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切的生活素材基础上创作的。这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一点上说，它已跨入了近代小说的门坎。但它不是自传体小说，也不是小说化了的曹氏一门的兴衰史，虽则在小说中毫无疑问地融入了大量作者自身经历和自己家庭荣枯变化的种种可供其创作构思的素材。只是作者搜罗并加以提炼的素材的来源和范围都要更广泛得多，其目光和思想，更是整个现实社会和人生。《红楼梦》是现实生活基础上最大胆、最巧妙、最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艺术虚构。所以它反映的现实，其涵盖面和社会意义是极其深广的。
贾宝玉常被人们视为作者的化身，以为曹雪芹的思想、个性和早年的经历，便与宝玉差不多。其实，这是误会。作者确有将整个故事透过主人公的经历、感受来表现的创作意图（所以虚构了作“记”的“石头”亦即“通灵宝玉”随伴宝玉人世，并始终挂在他的脖子上），同时也必然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运用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体验，但毕竟作者并非照着自己来写宝玉的。发生在宝玉身上的事和他的思想性格特点，也有许多根本不属于作者。贾宝玉只是曹雪芹提炼生活素材后，成功地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艺术形象。若找人物的原型，只怕谁也对不上号，就连熟悉曹家和雪芹自幼情况的脂砚斋也看不出宝玉象谁，他说：“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十九回脂评）可知，宝玉既非雪芹，亦非其叔叔。其他如林黛玉、薛宝钗，脂砚斋以为“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第四十二回脂评）。此话无论正确与否，也足可证明钗、黛也是非按生活原型实写的艺术虚构形象。
《红楼梦》具体、细致、生动、真实地层示了作者所处时代环境中的广阔的生活场景，礼仪、习俗、爱情、友谊，种种喜怒哀乐，以至饮食穿着，生活起居等等琐事细节，无不一一毕现，这也是以前小说从未有过的。史书、笔记可以记下某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事件的始末，却无法再现两个半世纪前的生活画面，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地领略和感受到早已逝去年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红楼梦》的这一价值绝不应该低估。
《红楼梦》一出来，传统的写人的手法都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了。作者如实描写，从无讳饰；因而每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贾宝玉、林黛玉、史湘云、晴雯，都非十全十美；王熙凤、贾琏、薛蟠、贾雨村，也并未写成十足的坏蛋。有人说，曹雪芹写了四百多个人物，与莎士比亚所写总数差不多。但莎翁是分散在三十几个剧本中的，而曹雪芹则将他们严密地组织在一部作品中，其中形象与个性鲜明生动的也不下几十个。
贾宝玉形象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他是一个传统观念中“行为偏僻性乖张”、“古今不肖无双”的贵族子弟。他怕读被当时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四书》，却对道学先生最反对读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书爱如珍宝；他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特别是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丫鬟、僮仆、小戏子等下人面前，他从不以为自己是“主子”，别人是“奴才”，总是平等相待，给予真诚的体贴和关爱。从这个封建叛逆者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征兆，封建主义在趋向没落，民主主义思想已逐渐萌芽。
《红楼梦》构思奇妙、精细而严密。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言行、故事的发展，都置于有机的整体结构中，没有率意的、多余的、游离的笔墨。小说的文字往往前后照应，彼此关合（故脂评常喜欢说“千里伏线”）；人物的吟咏、制谜、行令，甚至说话也常有“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七回脂评）、带“谶语”性质的地方。作者落笔时，总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的，所以读来让人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这样的结构行文，不但为我国其它古典长篇小说中所未有，即便是近代小说也不多见。
《红楼梦》第一回以“甄士隐”“贾雨村”为回目，寓意“真事隐（去），假语存（焉）”（曹雪芹一定对人说过这一意图，可脂砚斋将后半句错听成“假语村言”，----这组不成短语----写入“凡例”，后移作第一回回前评，又被传抄者混为正文，“假语村言”四字，遂讹传至今）。作者想以假存真（用假的原因自有政治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文学创作的等等），实录世情，把饱含辛酸泪水的真实感受，用“满纸荒唐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其内涵和手法，自然都很值得研究。本来，文学创作上的虚构，也就是“假语”“荒唐言”，但《红楼梦》的虚构又有其相当特殊的地方。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在描写都中的贾家故事外，又点出有一个在南京的甄家，两家相似，甚至有一个处处相同的宝玉。这样虚构的用意，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贾（假）、甄（真）必要时可用来互补。比如曹雪芹不能在小说中明写他祖父曹寅曾四次亲自接待南巡的康熙皇帝这段荣耀的家史（又不甘心埋没），能写的只是元春省亲的虚构故事，于是就通过人物聊天，从省亲说到皇帝南巡，带出江南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的话来。这就是以甄家点真事。故脂评于此说：“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我们说过，小说所写不限于曹氏一家的悲欢，经过提炼、集中和升华，它的包容性更大得多。我们发现，作者还常有意识地以小寓大、以家喻国，借题发挥，把发生在贾府中的故事的内涵扩大成为当时整个封建国家的缩影。产生这种写法可能性的基础是在封建时代的家与国都存在着严格等级区分的宗法统治，两者十分相似，在一个权势地位显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中尤其如此。大观园在当时的任何豪门私宅中
